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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後的感恩 黃愛明 我是美國加州的執業針灸醫生，1４歲因病自學中醫，1971年，17歲開始在西醫醫院從事針灸治療工作， 1984年畢業於遼寧中醫學院。做過中醫師、教師、主治醫師。1993年來美，1995年考取美國加州針灸執照服務於舊金山東灣區至今。我有一個幸福的家庭，父母、先生、兒子，弟弟的小家庭，還有其他親戚都住在舊金山灣區，生活美滿。我要向神獻上感恩。
我本不是一個做中醫的材料，之所以步入杏林，完全是因爲我自己自幼多病，我感謝神讓我從小有機會學習中醫針灸，幾十年幫助了很多病人，我更感謝神讓我從小在苦難中學習認識神的恩典。若沒有那些痛苦，我也不會珍惜今天的幸福。 童年時盼著有病 五十年前（1957年），我只有三歲，和媽媽一起住在北京。我的爸爸是鐵路建築工程師，常年在第一線工作，我幾乎不知道他的模樣。當一場叫做“反右”的政治運動結束時，媽媽所任教的中央戲劇學院爲了凑數，把我母親劃了“右派”，送進了勞改農場，原因是媽媽從小信仰基督教，在教會的詩班唱讚美詩，1949-1953年在北京師範大學音樂系讀書期間堅持不批判信仰，被人在檔案裏放進材料，鑒定爲“參加反革命組織並且擔任骨幹”（這件事是在文革中紅衛兵批鬥她的時候才知道的）。媽媽是教聲樂的，在“文藝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講臺和舞臺上，當然沒有她的立足之地了。 媽媽在去勞改臨行之前把我“綁架”到幼稚園“長托”，那一天，媽媽給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騙著我上了一輛三輪車，快到幼兒園的時候才告訴我，要長期住在那裏了！我聽了以後就想掙脫媽媽的膀臂跳下三輪車，“你們不要我了，就讓我死吧！”車子正好走到什刹海，“我不活了———”媽媽把我緊緊的抱懷裏。 幼稚園裏的每一個老師都對我很好。小朋友也很好，到現在我依然可以想起大部分小朋友的名字和他們父母的名字，很多是大藝術家。每到星期六下午，小朋友們都歡歡喜喜地等待爸爸媽媽來接，我也希望有親戚來接我，可是常常到最後被值班的老師帶回家；每次我病了都會被放在一個隔離室裏，對一個小孩子來講，就像是一個監獄。有一次我得了猩紅熱，病得很重，以至於整個患病的過程我不記得了，我只記得在我出院的時候我媽媽來接我了！在家裏一住就是四天，媽媽還帶我去頤和園了呢，和媽媽在一起的時間多美好啊，從那以後我天天盼著生大病住院，可以讓媽媽回來看我。
少年時因病學醫 幾年後，媽媽終於回來了，只不過是沒有給我帶來多少快樂，而我卻真的得了病了。媽媽從農場回來後，繼續在單位勞動改造。沒多久，我就隨媽媽下放到東北的一座小城，下放的原因是媽媽多年沒有改造好，沒有摘帽，（她當時根本不知道爲什麽劃了右派）1965年，凡是“黑五類分子”全部要離開北京，幸虧我爸爸是軍人，我們可以當隨軍家屬住到部隊宿舍，其實，離爸爸的工地還是有幾千里地。到了新的地方媽媽還是在群衆監督下勞動改造。幾個月以後，文革開始了。
有一天，我像以往一樣在游泳池游泳，只見一群比我長幾歲的大姐姐們在更衣室模仿著學校裏發生的批鬥老師的場面，看她們瘋狂的樣子真讓人有身臨其境的感受，她們表演著如何把女老師的頭髮剪成像“壟溝”一樣，像“狗啃的”一樣，那幾個目睹批鬥場面的人興奮極了，竟然模仿起被批鬥的老師被迫唱“牛鬼蛇神”歌的情景，好象生怕天底下有人不知道她見到的新聞一樣：“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該死----------”我換好了泳裝，走到她們身旁，也想看看熱鬧，沒想到，正熱火朝天的場面在我的出現後立刻冷卻，人們愕然停止了，爲什麽？與我有關嗎？ 晚上，媽媽到了下班的時候還不回來，我心裏很著急，覺得不妙。天黑了，並沒有下雨，媽媽卻披著雨衣急匆匆的回來了。我害怕的事情終於發生了。白天看見那些大姐姐們所做的一切果然是在模仿媽媽被鬥的情景。媽媽被關進了“牛棚”（關被批鬥對象——牛鬼蛇神的地方），向紅衛兵請了一晚的假，回家安排一下，取點日用品。她回到家裏連飯都顧不上吃，就翻箱倒櫃把一切可能牽連到別人的資料、照片、信件統統燒了，又把許多自己珍藏多年的教材、書籍分類出來，其中那些可能被紅衛兵認爲是反革命的東西統統燒了；
從此，我成了每天走在街上被打、被罵的“小右派”、“狗崽子”，還要每天到關媽媽的“牛棚”去送飯，有時候紅衛兵竟然不讓我進去，媽媽就沒有飯吃。那時候，我12歲，在一個無親無友的城鎮裏。後來，紅衛兵都成了“知識青年”下鄉了。媽媽可以回家了，街道居委會又開始鬥爭媽媽，這回比紅衛兵惡劣多了，以前的紅衛兵是初中的孩子，這回的居委會可是什麽人都有。打我們、罵我們，如果我還口、還手都將成爲“階級報復”，他們會變本加厲的把罪名加在媽媽身上。媽媽每天出去都可能回不來，她隨時可能給我留下的遺産就是用牛皮紙包好了放到不用的火牆裏的《聖經》和詩歌本。
我病了，發燒、心率經常每分鐘110次左右，全身多處關節疼痛下肢浮腫。一位崔姐帶我到醫院的針灸科去看病，針灸室裏坐著許多病人，有十來位實習的針灸醫生爲病人紮針，她帶我來到負責登記的護士面前並告訴她我的病情。 護士問：“有介紹信嗎？” “什麽介紹信？”我問她。 “去街道開一個證明，證明你是貧下中農、工人階級就可以。”護士回答說。 看病，也要政審？（當時可能是一個免費的項目，所以要介紹信）那些醫生都是比我大不了多少的農村青年，他們能針灸，我也能！於是我轉身向醫藥公司走去，買來了針灸針、酒精、脫脂棉花、針灸手冊-----等等，還買了一本《農村醫生手冊》。我的自學道路就這樣開始了。我先從自己身上練習，凡是我夠得到的穴位我自己都練習過，然後再給別人紮。不久我的病情得到緩解！關節疼痛减輕了！從此我對中醫産生了濃厚的興趣。 1966至1970年，由于外在環境對我的排斥以及學校停課等等因素，使我有條件、有時間自己看書，除了中醫以外，還有那些被我從各方面的查抄時拼命保存下來的媽媽的音樂、表演專業書籍。 在艱難的生活環境中，我曾經選擇過離開世界。1969年，我已買好了敵敵畏準備自殺, 在我還沒有喝的時候，一個夢徹底地改變了我對生命的態度：我夢見我我背著一個沈重的大包袱從一個獨木橋行過，橋中間是幾乎要斷裂的，只能走過一隻腳的寬度。橋左邊是瀑布，右邊是河流，當我小心翼翼的過了橋之後，看見一群曾在河裏戲水玩耍的孩子們全都淹死了，他們的老師還在埋怨他們爲什麽不聽話。我繼續向前走，天色暗淡，我感覺是死了以後，正走在去陰間的路上，看見一個對我最好的同學，她大我4歲，已經自殺了。她迎面走來，對我說：“這裏不是你來的地方，我來後悔了，回不去了，你可別來，趕快回去還來得及--------”
我活了下來，並且開始認真的尋求母親帶我信的耶穌。我記住一節《聖經》經文，是羅馬書八章二十八節：“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這句話所道出的真理讓我一生受益無窮。 我家住在我爸爸的工作單位的宿舍裏，本來還好，但從文革開始，媽媽被鬥，留守處就讓我們搬到一個沒有人願意去住的房子裏去，原因是那裏有一個男孩子常常打鄰居家的孩子，他的媽媽是一個學校的“革命委員會”委員，他欺負別人是他不對，可欺負我們就成了“革命行動”了。我多次向有關領導反映過，因爲我媽媽是“右派”，所以沒有人敢管。有一段時間，我們有家不能回。一天，我必須回家，被鄰居毒打了一頓。 我帶者遍體鱗傷再一次走進領導機關，我見到一個不認識的人，就向他說明來意，他把我請進辦公室，詳細聽了我的彙報，後來我才知道他是一位軍首長。沒過多久，一位師首長找我談話，又沒過多久，我得到了一份入伍通知書。我被分配到位於大興安嶺古蓮的一個部隊衛生隊，也就是今日的漠河鎮，在那裏我鍛煉成爲大興安嶺高寒禁區最北端的開拓者和祖國的保衛者。學習了護理、針灸，五年半之後退役，在那裏爲我以後的事業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文革”過後，我考入遼寧中醫學院，畢業後從事中醫、西醫、中西結合的臨床與教學工作。1993年赴美自費留學，1994年考取加州針灸執照，1995年開始創辦中醫診所服務舊金山灣區。1993-1999年在基督工人神學院讀書，獲教牧碩士。2003年取得American Global University東方醫學博士。 感恩 “反右”的政治運動給我媽媽和我們的家庭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在這個災難中我們看到神奇妙的作爲。五十年後的今天，那些讓人無法生存的惡劣環境早已一去不復返，我們全家的生活在神的愛中平安喜樂。今天我要爲那高興的、美好的事情感恩，更要爲那些的困難、艱苦、淩辱、病痛向神獻上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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